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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叔倫簡介|生平

時間:2021-11-17 04:44:40 文化

戴叔倫(732—789),唐代詩人,字幼公(一作次公),潤州金壇(今屬江蘇)人。年輕時師事蕭穎士。曾任新城令、東陽令、撫州刺史、容管經略使。晚年上表自請為道士。其詩多表現(xiàn)隱逸生活和閑適情調,但《女耕田行》、《屯田詞》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艱苦。論詩主張“詩家之景,如藍田日暖,良玉生煙,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”。其詩體裁皆有所涉獵。

【簡介】
  戴叔倫(732—789)字幼公,一字次公,金壇城西南窯村人,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,出生在一個隱士家庭。祖父戴修譽,父親戴昚用,都是終生隱居不仕的士人。戴叔倫年少時拜著名的學者蕭穎士為師,他博聞強記,聰慧過人,“諸子百家過目不忘”,是蕭門弟子中出類拔萃的學生。至德元載(756年)歲暮,為避永王兵亂,25歲的戴叔倫隨親族搭商船逃難到江西鄱陽。在人生地疏的異鄉(xiāng),家計窘迫,于是他開始探尋仕途。 大歷元年(766年),戴叔倫得到戶部尚書充諸道鹽鐵使劉晏賞識,在其幕下任職。大歷三年,由劉晏推薦,任湖南轉運留后。此后,曾任涪州督賦、撫州刺史,以及廣西容州刺史,加御史中丞,官至容管經略使。他在任期間,政績卓著,是個出色的地方官吏。貞元五年(789年)四月,他上表辭官歸隱,六月十三日在返鄉(xiāng)途中客死清遠峽(今四川成都北)。第二年返葬于金壇小南門外縣城南郊。明萬歷46年(1618年),金壇知縣張翰中為疏通城內漕河,將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(今南門面粉廠南圍墻前),并親自題立“詩伯夜臺”墓碑,即“大詩人之墓”的意思。


【主要事跡】

  戴叔倫是江蘇/金壇縣人。他爺爺戴修譽和他爸爸戴昚用,都做了一輩子隱士而不愿為官。可到了戴叔倫這輩兒,他與哥哥戴伯倫就都開始做官了。他哥哥做的官不大,僅是個縣令。元人辛文房在《唐才子傳》里說戴叔倫是貞元十六年(公元805年)中的進士,恐大謬。唐人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“墓志銘”很清楚地說,戴叔倫死于貞元五年(公元789年),春秋五十八歲。倒推一下,其生年則為公元732年。而公元805年時,戴叔倫已經死了17年了,絕不可能再登什么進士第。想必辛文房是沒見過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這篇“墓志銘”,所以就一通瞎猜。戴叔倫中進士,估計應在至德二年(公元757年)前后,那時他二十六歲,“安/史之亂”也剛平息。這有些類似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所經歷過的“文革”,之后的1977年才恢復“高考”。 

  在“安史之亂”平息前,戴叔倫一直跟從當時的名士蕭穎士學習,且因避亂而去鄱陽暫居過幾年。他三十二歲時,吏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/劉晏很欣賞他,向朝廷上表推薦戴叔倫為九品秘書正字,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。鹽鐵轉運的差事,其實就是負責國家鹽務與錢糧的運輸。那時,劉晏負責的是湖南一帶的鹽鐵轉運,戴叔倫可謂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一次,戴叔倫押解錢糧路過四川云安,正逢叛臣楊子琳謀反,劫持了戴叔倫,并威嚇戴叔倫說,“把錢交出來,我就免你一死。”我們的戴大人竟也寧死不屈了一把,說“身可殺/財不可奪”,那楊子琳看看也沒什么辦法,就又把他放了。戴叔倫因此而升為八品的監(jiān)察御史。五十歲時,再升為七品的東陽縣令。任縣令期間,因政績卓著,加授從六品的大理司直。五十二歲時,提升為正六品的侍御史。五十三歲那年,代任四品的撫州刺史,同年轉正,加授金紫服(《新唐書車服志》曰:自是百官賞緋/紫,必兼魚袋,謂之章服。),封譙縣開國男爵位。

  戴叔倫的詩,自唐人高仲武說他“其骨稍軟”后,清代的紀曉嵐、翁方綱、喬億等人也都講他“雄渾不足”或“皮松肌軟”之類的話。我倒不以為然,因為大凡充滿澹泊之意的詩,你讓它怒目圓睜或鏗鏘有聲也不大可能,雄渾與澹泊原本就是一對兒矛盾,非要二者兼?zhèn)淦饋?,就是渾球兒的要求了。再則,紀曉嵐、翁方綱是何等脾氣與人物----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,所寫的東西自然是“進取”有余、“奮斗”剛強。

  而戴叔倫是不想逞強的,即使三十歲出頭時被劉晏推薦做了九品的秘書省正字,也還抒寫著“野人無本意/散木任天材”的恬淡情愫。等到他升任御史時,對于仕途其實已有厭倦情緒了,諸如“早知名是病,不敢繡為衣”以及“身隨幻境勞多事/跡學禪心厭有名”之類的詩句,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。據(jù)說在出仕前,他就曾半隱于小天臺山中,常與方外之士交往,甚至精研《易經》,很打算求仙學道。試想,如此一個三心二意做官的人,所作之詩又怎么可能“雄渾”起來呢!

  其實,戴叔倫有他自己的詩歌觀,他曾說:“詩家之景,如藍田日暖,良玉生煙,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。”藍田那地方在陜西省,以盛產美玉聞名。但美玉在尚未

開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,猛地看去其實與一塊破石頭無異,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來觀賞,與其拿到眼前來看一塊破石頭,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時所生發(fā)出的朦朧光芒。把這句話說的更明白些,其實就是說“詩貴朦朧”。當然,這句話可能也還有另外一種指向----詩人與詩之關系,因為“藍田生玉”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“只有藍田那地方才能產出美玉”,換言之----只有好詩人/才能出好詩;而好詩人未必就能夠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,一但你離詩人近了/熟了/沒了神秘感,沒準兒就開始討厭他了。倘若再發(fā)現(xiàn)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,口臭腋臭的氣息,以往那美好詩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徹底糟蹋。若干年前,我去貴州出差,順便到貴州農學院造訪了一下印象中還不錯的詩人鄭單衣,可見面時驚聞他身上散發(fā)出濃烈的胡臭,就再也不想見他的人和詩了。

  估計戴叔倫是不會有胡臭的,即使有,也知道要躲人遠一點,留個好印象。他讓人遠遠看他的詩,自己也把詩寫得遠遠的----

  年年五湖上,厭見五湖春。長醉非關酒,多愁不為貧。

  山川迷道路,伊洛困風塵。今日扁舟別,俱為滄海人。

  是啊,文化人有時就是如此,那別扭或不快你根本就說不出有鼻子有眼兒特別具體的原因----我們的戴大人醉得糊里糊涂并不是因為酒喝多了,整天發(fā)愁也不是由于窮困所致,那究竟為什么?感覺反正是一個字----煩!我就常有活膩了的感覺,像一篇小說里某個人物所想的----寫書沒勁/不寫書也沒勁;有名沒勁/沒名也沒勁;忙著沒勁/閑著也沒勁;能吃上領袖常吃的蟠桃或芒果沒勁/吃不著也沒勁……總之,一想起人生的終極意義就倍感無聊,腦袋就一片空白,可又不愿立刻死掉,于是逢人就嘻皮笑臉閑扯淡地說句----你打我一頓吧(心里當然不愿別人真打)。戴叔倫斷然也不愿被別人踹兩腳或抽兩記耳光,無非只想表達一下對人生意義在瞬間所感到的莫名與恍惚。

  自唐人高仲武始,宋/元/明/清歷代評論者能比較認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, 《中興間氣集》里所選的六首戴詩,全是五律。唐人姚合在《極玄集》里所選的七首戴詩,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。唐人韋糓所編的《才調集》選戴詩四首,三首是五律。其實,從初唐到中唐,五律一直是詩壇上的主流詩體,即使是“省試詩”也是十二句的五言體,所以詩人大都對五言詩的寫作下過極深功夫,而以五律或五言體見長的詩人也就不獨戴叔倫一個了。 有一個情況是需要特別說明的,那就是收在戴叔倫名下的詩,偽作及還不能確定的比較多。 《全唐詩》共收戴叔倫詩304首,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詩集/朱警的《唐百家詩》/胡震亨的《唐音統(tǒng)箋》/《文苑英華》以及清康熙年間席啟寓所編的《唐百名家集》等書為依據(jù)編纂而成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先生耙梳考證,暫時得出可確信為戴作的184首,可確定為偽作的56首,而備考之作依舊高達64首之多。戴詩的偽作及不確定之作的數(shù)量之所以很高,主要因為歷經宋/元時期的頻繁戰(zhàn)亂,各類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嚴重,明代以后的民間私館刻本又基本屬傳抄性質,七拼八湊,許多詩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寫,故可做的考據(jù)工作依然很多。四百多年后的宋朝,也有位姓戴的詩人叫戴復古,詩名響徹東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,這人便是戴叔倫的后裔。若比較二人的詩,我其實更喜歡戴復古的,也常摘他的對偶詩句寫成對聯(lián)贈給友人,諸如“心寬忘地窄/亭小得山多”、“無心當世用/袖手看人忙”、“一心似水惟平好/萬事如棋不著高”、“菊花到死猶堪惜/秋葉雖紅不耐觀”、“苦恨好山移不得/生憎俗客去還來”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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