姓名：姓墨，名翟，后世尊稱為墨子
生卒：約公元前468年~前376年
朝代：春秋
籍貫：邾國（今山東滕州）
評價：偉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軍事家，墨家學派的創(chuàng)始人
墨子生平
墨子（約公元前468年~前376年），姓墨，名翟，春秋時期邾國（今山東滕州）人。墨子出身低微，自稱“上無君子之子，下無耕農之難”,似屬當時的“士”階層。但他又自承是“賤人”,可能當過工匠或小手工業(yè)主，具有相當豐富的生產工藝技能，因而養(yǎng)成了勤儉節(jié)約、勞身苦志的作風，“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”,吃的是“藜藿之羹”,穿的是“短褐之衣”,足登“跋蹺”.他注重實踐，善于制作，相傳他的木工技藝，與魯班齊名。在學術上，初受孔子影響，“學儒者之業(yè)，受孔子之術”,后逐漸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，創(chuàng)建了與儒家相對立的墨家學派，成為其時流譽四方、最具影響力的大思想家之一。儒墨兩派互相駁辯，并稱“顯學”,揭開了先秦百家爭鳴的序幕。墨家以“為萬民興利除害”為自己使命，并為之孜孜奮斗，游說諸侯，謀求制止戰(zhàn)爭，安定社會，安定民生。相傳他曾止楚攻宋，實施兼愛、非攻的主張。他“南游使衛(wèi)”,宣講“蓄士”以備守御。又屢游楚國，獻書楚惠王，卻拒絕楚王賜地而去。晚年到齊國，企圖勸止項子牛伐魯，未能成功。越王邀墨子作官，并許以五百里封地。他以“聽吾言，用我道”為前往條件，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，目的是為了實現(xiàn)他的政治抱負和主張。他日夜不休，奔走四方，“席不暖”,“衣不黔”,真有孟子所說的“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主”的精神。魯迅根據《公輸篇》寫成了著名小說《非攻》，再現(xiàn)了墨子的傳奇形象。到了漢代，隨著儒學統(tǒng)治地位的確立，墨家學派漸趨式微。但體現(xiàn)墨家思想精華的《墨子》一書得以保存下來，并一直流傳至今。
《墨子》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對他的思想言論的記錄，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據。據《墨子》可知，墨子思想，有十條五類綱領，即《墨子·魯問》所云：“凡入國，必擇務而從事焉。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、尚同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(jié)用、節(jié)葬；國家熹音湛湎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、事鬼；國家務奪侵凌，即語之兼愛、非攻。”其中兼愛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。
①兼愛非攻。所謂兼愛，包含平等與博愛的意思。墨子要求君臣、父子、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友愛，“愛人若愛其身”,并認為社會上出現(xiàn)強執(zhí)弱、富侮貧、貴傲賤的現(xiàn)象，是因天下人不相愛所致。
②天志明鬼。宣揚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點。墨子認為天之有志--兼愛天下之百姓。因“人不分幼長貴賤，皆天之臣也”,“天之愛民之厚”,君主若違天意就要受天之罰，反之，則會得天之賞。墨子不僅堅信鬼神其有，而且尤其認為它們對于人間君主或貴族會賞善罰暴。墨子宗教哲學中的天賦人權與制約君主的思想，是墨子哲學中的一大亮點。
③尚同尚賢。尚同是要求百姓與天子皆上同于天志，上下一心，實行義政。尚賢則包括選舉賢者為官吏，選舉賢者為天子國君。墨子認為，國君必須選舉國中賢者，而百姓理應在公共行政上對國君有所服從。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賞善罰暴。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賢使能，即任用賢者而廢抑不肖者。墨子把尚賢看得很重，以為是政事之本。他特別反對君主用骨肉之親，對于賢者則不拘出身，提出“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”的主張。
④節(jié)用節(jié)葬。節(jié)用是墨家非常強調的一種觀點，他們抨擊君主、貴族的奢侈浪費，尤其反對儒家看重的久喪厚葬之俗。認為君主、貴族都應象古代大禹一樣，過著清廉儉樸的生活。墨子要求墨者在這方面也能身體力行。
（一）政治思想
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“兼愛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賢”、“尚同”、“節(jié)用”、“節(jié)葬”、“非樂”等主張。“兼以易別”是他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核心，“非攻”是其具體行動綱領。他認為只要大家“兼相愛，交相利”,社會上就沒有強凌弱、貴傲賤、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(xiàn)象了。他對統(tǒng) 治者發(fā)動 戰(zhàn)爭帶來的禍害以及平常禮俗上的奢侈逸樂，都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判。在用人原則上，墨子主張任人唯賢，反對任人唯親，主張“官無常貴，而民無終賤”.他還主張從天子、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，都要“選擇天下之賢可者 ”來充當； 而人民與天子國君，則都要服從天志 ,發(fā)揚兼愛，實行義政，否則，就是非法的，這就是“ 一同天下之義”.
（二）哲學思想
墨子的哲學建樹，以認識論和邏輯學最為突出，其貢獻是先秦其他諸子所無法比擬的。
墨子認為，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，即聞知、說知和親知。他把聞知又分為傳聞和親聞二種，但不管是傳聞或親聞，在墨子看來部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，而必須消化并融會貫通，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。因此，他強調要“循所聞而得其義”,即在聽聞、承受之后，加以思索、考察，以別人的知識作為基礎，進而繼承和發(fā)揚。
墨子所說的“說知”,包含有推論、考察的意思，指由推論而得到的知識。他特別強調“聞所不知若已知，則兩知之”,即由已知的知識去推知未知的知識。如已知火是熱的，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熱的；圓可用圓規(guī)畫出，推知所有的圓都可用圓規(guī)度量。由此可見，墨子的聞知和說知不是消極簡單地承受，而是蘊涵著積極的進取精神。
除聞知和說知外，墨子非常重視親知，這也是墨子與先秦其他諸子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。墨子所說的親知，乃是自身親歷所得到的知識。他把親知的過程分為“慮”、“接”、“明”三個步驟。“慮”是人的認識能力求知的狀態(tài)，即生心動念之始，以心趣境，有所求索。但僅僅思慮卻未必能得到知識，譬如張眼睨視外物，未必能認識到外物的真象。因而要“接”知，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感覺器官去與外物相接觸，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質和形狀。而“接”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識，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觀知識，且有些事物，如時間，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。因此，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識還是初步的，不完全的，還必須把得到的知識加以綜合、整理、分析和推論，方能達到“明”知的境界。總之，墨子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在認識論領域中獨樹一幟。
墨子又是中國邏輯學的奠基者。他稱邏輯學為“辯”學，把其視之為“別同異，明是非”的思維法則。他認為，人們運用思維，認識現(xiàn)實，作出的判斷無非是“同”或“異”,“是”或“非”.為此，首先就必須建立判別同異、是非的法則，以之作為衡量、判斷的標準，合者為“是”,不合者為“非”.這種判斷是“不可兩不可”的，人們運用思維以認識事物，對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斷，或為“是”,或為“非”,二者必居其一，沒有第三種可能存在，不可能二者都為“是”,或二者都為“非”,也不可能既“是”又“非”,或既“非”又“是”.用現(xiàn)代的邏輯學名詞來說，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。
由這一思維法則出發(fā)，墨子進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維方法。他把思維的基本方法概括為“摹略萬物之然，論求群言之比。以名舉實，以辭抒意，以說出故。以類取，以類予”（“小取”）。也就是說，思維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觀事物間的必然聯(lián)系，以及探求反映這種必然聯(lián)系的形式，并用“名”（概念）、“辭”（判斷）、“說”（推理）表達出來。“以類取，以類予”,相當于現(xiàn)代邏輯學的類比，是一種重要的推理方法。此外，墨子還總結出了假言、直言、選言、演繹、歸納等多種推理方法，從而使墨子的辯學形成為一個有條不紊、系統(tǒng)分明的體系，在古代世界中別樹一幟，與古代希臘的邏輯學、古代印度的因明學并立。
（三）科學思想
墨子在科學技術領域中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，其主要者有：
1.宇宙論方面
墨子認為，宇宙是一個連續(xù)的整體，個體或局部都是由這個統(tǒng)一的整體分出來的，都是這個統(tǒng)一整體的組成部分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整體包含著個體，整體又是由個體所構成，整體與個體之間有著必然的有機聯(lián)系。從這一連續(xù)的宇宙觀出發(fā)，墨子進而建立了關于時空的理論。他把時間定名為“久”,把空間定名為“宇”,并給出了“久”和“宇”的定義，即“久”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時間，“宇”為包括東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間，時間和空間都是連續(xù)不間斷的。在給出了時空的定義之后，墨子又進一步論述了時空有限還是無限的問題。他認為，時空既是有窮的，又是無窮的。對于整體來說，時空是無窮的，而對于部分來說，時空則是有窮的。他還指出，連續(xù)的時空是由時空元所組成。他把時空元定義為“始”和“端”,“始”是時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，“端”是空間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單位。這樣就形成了時空是連續(xù)無窮的，這連續(xù)無窮的時空又是由最小的單元所構成，在無窮中包含著有窮，在連續(xù)中包含著不連續(xù)的時空理論。
在時空理論的基礎上，墨子建立了自己的運動論。他把時間、空間和物體運動統(tǒng)一起來，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他認為，在連續(xù)的統(tǒng)一的宇宙中，物體的運動表現(xiàn)為在時間中的先后差異和在空間中的位置遷移。沒有時間先后和位置遠近的變化，也就無所謂運動，離開時空的單純運動是不存在的。
對于物質的本原和屬性問題，墨子也有精辟的闡述。在先秦諸子中，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質的本原是“有生于無”（《老子》第1章），“天下萬物生于有，有生于無”（《老子》第40章）。墨子則首先起來反對老子的這一思想，提出了萬物始于“有”的主張。他指出，“無”有二種，一種是過去有過而現(xiàn)在沒有了，如某種滅絕的飛禽，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為“有”;一種是過去就從來沒有過的事物，如天塌陷的事，這是本來就不存在的“無”.本來就不存在的“無”不會生“有”,本來存在后來不存在的更不是“有”生于“無”.由此可見，“有”是客觀存在的。接著，墨子進而闡發(fā)了關于物質屬性的問題。他認為，如果沒有石頭，就不會知道石頭的堅硬和顏色，沒有日和火，就不會知道熱。也就是說，屬性不會離開物質客體而存在，屬性是物質客體的客觀反映。人之所以能夠感知物質的屬性，是由于有物質客體的客觀存在。
2.數學方面
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從理性高度對待數學問題的科學家，他給出了一系列數學概念的命題和定義，這些命題和定義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嚴密性。
墨子所給出的數學概念主要有：
關于“倍”的定義。墨子說：“倍，為二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亦即原數加一次，或原數乘以二稱為“倍”.如二尺為一尺的“倍”.關于“平”的定義。墨子說：“平，同高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也就是同樣的高度稱為“平”.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定理“平行線間的公垂線相等”意思相同。
關于“同長”的定義。墨子說：“同長，以正相盡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也就是說兩個物體的長度相互比較，正好一一對應，完全相等，稱為“同長”.
關于“中”的定義。墨子說：“中，同長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這里的“中”指物體的對稱中心，也就是物體的中心為與物體表面距離都相等的點。
關于“圜”的定義。墨子說：“圜，一中同長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這里的“圜”即為圓，墨子指出圓可用圓規(guī)畫出，也可用圓規(guī)進行檢驗。圓規(guī)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廣泛地應用，但給予圓以精確的定義，則是墨子的貢獻。墨子關于圓的定義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圓的定義完全一致。
關于正方形的定義。墨子說，四個角都為直角，四條邊長度相等的四邊形即為正方形，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“矩”來畫圖和檢驗。
這與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的正方形定義也是一致的。
關于直線的定義。墨子說，三點共線即為直線。三點共線為直線的定義，在后世測量物體的高度和距離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。晉代數學家劉徽在測量學專著《海島算經》中，就是應用三點共線來測高和測遠的。漢以后弩機上的瞄準器“望山”也是據此發(fā)明的。
此外，墨子還對十進位值制進行了論述。中國早在商代就已經比較普遍地應用了十進制記數法，墨子則是對位值制概念進行總結和闡述的第一個科學家。他明確指出，在不同位數上的數碼，其數值不同。例如，在相同的數位上，一小于五，而在不同的數位上，一可多于五。這是因為在同一數位上（個位、十位、百位、千位……），五包含了一，而當一處于較高的數位上時，則反過來一包含了五。十進制的發(fā)明，是中國對于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。正如李約瑟在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數學卷中所說：“商代的數字系統(tǒng)是比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同一時代的字體更為先進、更為科學的”,“如果沒有這種十進位制，就幾乎不可能出現(xiàn)我們現(xiàn)在這個統(tǒng)一化的世界了”.
3.物理學方面
墨子關于物理學的研究涉及到力學、光學、聲學等分支，給出了不少物理學概念的定義，并有不少重大的發(fā)現(xiàn)，總結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學定理。
首先，墨子給出了力的定義，說：“力，刑（形）之所以奮也。”（《墨經上》）也就是說，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，即使物體運動的作用叫做力。對此，他舉例予以說明，說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舉，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。同時，墨子指出物體在受力之時，也產生了反作用力。例如，兩質量相當的物體碰撞后，兩物體就會朝相反的方向運動。如果兩物體的質量相差甚大，碰撞后質量大的物體雖不會動，但反作用力還是存在。
接著，墨子又給出了“動”與“止”的定義。他認為“動”是由于力推送的緣故，更為重要的是，他提出了“止，以久也，無久之不止，當牛非馬也。”的觀點，意思是物體運動的停止來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，如果沒有阻力的話，物體會永遠運動下去。這樣的觀點，被認為是牛頓慣性定律的先驅，比同時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，也是物理學誕生和發(fā)展的標志（亞理士多德認為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，沒有力物體就不會運動，而停止是物體的本性，這樣的觀點是符合常人觀測的結果的，卻是膚淺和錯誤的）。
關于杠桿定理，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。他指出，稱重物時秤桿之所以會平衡，原因是“本”短“標”長。用現(xiàn)代的科學語言來說，“本”即為重臂，“標”即為力臂，寫成力學公式就是力×力臂（“標”）=重×重臂（“本”）?，F(xiàn)在人們一般都習慣于把杠桿定理稱為阿基米德定理，其實墨子得出杠桿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，應稱之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。此外，墨子還對杠桿，斜面、重心、滾動摩擦等力學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，這里就不一一贅述。在光學史上，墨子是第一個進行光學實驗，并對幾何光學進行系統(tǒng)研究的科學家。如果說墨子奠定了幾何光學的基礎，也不為過分，至少在中國是這樣。正如李約瑟在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物理卷中所說，墨子關于光學的研究，“比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”,“印度亦不能比擬”.
墨子首先探討了光與影的關系，他細致地觀察了運動物體影像的變化規(guī)律，提出了“景不徙”的命題。也就是說，運動著的物體從表觀看它的影也是隨著物體在運動著，其實這是一種錯覺。因為當運動著的物體位置移動后，它前一瞬間所形成的影像已經消失，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，而不是原有的影像運動到新的位置。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，那它就會永遠存在于原有的位置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所看到的影像的運動，只是新舊影像隨著物體運動而連續(xù)不間斷地生滅交替所形成的，并不是影像自身在運動。墨子的這一命題，后來為名家所繼承，并由此提出了“飛鳥之影未嘗動”的命題。
隨之，墨子又探討了物體的本影和副影的問題。他指出，光源如果不是點光源，由于從各點發(fā)射的光線產生重復照射，物體就會產生本影和副影；如果光源是點光源，則只有本影出現(xiàn)。
接著，墨子又進行了小孔成像的實驗。他明確指出，光是直線傳播的，物體通過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。這是因為光線經過物體再穿過小孔時，由于光的直線傳播，物體上方成像于下，物體下部成像于上，故所成的像為倒像。他還探討了影像的大小與物體的斜正、光源的遠近的關系，指出物斜或光源遠則影長細，物正或光源近則影短粗，如果是反射光，則影形成于物與光源之間。
特別可貴的是，墨子對平面鏡、凹面鏡、凸面鏡等進行了相當系統(tǒng)的研究，得出了幾何光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。他指出，平面鏡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、遠近對稱的像，但卻左右倒換。如果是二個或多個平面鏡相向而照射，則會出現(xiàn)重復反射，形成無數的像。凹面鏡的成像是在“中”之內形成正像，距“中”遠所成像大，距“中”近所成的像小，在“中”處則像與物一樣大；在“中”之外，則形成的是倒像，近“中”像大，遠“中”像小。凸面鏡則只形成正像，近鏡像大，遠鏡像小。這里的“中”為球面鏡之球心，墨子雖尚未能區(qū)分球心與焦點的差別，把球心與焦點混淆在一起，但其結論與近現(xiàn)代球面鏡成像原理還是基本相符的。
墨子還對聲音的傳播進行過研究，發(fā)現(xiàn)井和罌有放大聲音的作用，并加以巧妙地利用。他曾教導學生說，在守城時，為了預防敵人挖地道攻城，每隔三十尺挖一井，置大罌于井中，罌口繃上薄牛皮，讓聽力好的人伏在罌上進行偵聽，以監(jiān)知敵方是否在挖地道，地道挖于何方，而作好御敵的準備（原文是：令陶者為罌，容四十斗以上，……置井中，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，審知穴之所在，鑿內迎之）。盡管當時墨子還不可能明了聲音共振的機理，但這個防敵方法卻蘊含有豐富的科學內涵。
4.機械制造方面
墨子是一個精通機械制造的大家，在止楚攻宋時與公輸般進行的攻防演練中，已充分地體現(xiàn)了他在這方面的才能和造詣。他曾花費了3年的時間，精心研制出一種能夠飛行的木鳥。他又是一個制造車輛的能手，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時間內造出載重30石的車子。他所造的車子運行迅速又省力，且經久耐用，為當時的人們所贊賞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墨子幾乎諳熟了當時各種兵器、機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術，并有不少創(chuàng)造。在《墨子》一書中的“備城門”、“備水”、“備穴”、“備蛾”、“迎敵祠”、“雜守”等篇中，他詳細地介紹和闡述了城門的懸門結構，城門和城內外各種防御設施的構造，弩、桔槔和各種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藝，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構筑技術。他所論及的這些器械和設施，對后世的軍事活動有著很大的影響。
（四）軍事思想
在墨家整個思想體系中，軍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。《墨子》軍事思想是處于弱者地位的自衛(wèi)學說，其主要內容有二：一是非攻，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(zhàn)；二是救守，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(zhàn)。
1.非攻：反對攻伐掠奪的不義之戰(zhàn)
墨子認為，當時進行的戰(zhàn)爭均屬掠奪性非正義戰(zhàn)爭，在《非攻》諸篇中，反復申訴非攻之大義，認為戰(zhàn)爭是兇事。他說，古者萬國，絕大多數在攻戰(zhàn)中消亡殆盡，只有極少數國家幸存。這就好比醫(yī)生醫(yī)了上萬人，僅僅有幾人痊愈，這個醫(yī)生不配稱之為良醫(yī)一親友，戰(zhàn)爭同樣不是治病良方。歷史上好戰(zhàn)而亡的統(tǒng)治者不可勝數。這無異于給那些企圖通過攻戰(zhàn)來開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當頭棒喝。所以墨子主張，以德義服天下，以兼愛來消弭禍亂。在墨子眼里，兼愛可以止攻，可以去亂。兼愛是非攻的倫理道德基礎，非攻是兼愛的必然結果。
墨子主張非攻，是特指反對當時的“大則攻小也，強則侮弱也，眾則賊寡也，詐則欺愚也，貴則傲賤也，富則驕貧也”的掠奪性戰(zhàn)爭。墨子以是否兼愛為準繩，把戰(zhàn)爭嚴格區(qū)分為“誅”（誅無道）和“攻”（攻無罪），即正義與非正義兩類。“兼愛天下之百姓”的戰(zhàn)爭，如禹攻三苗、商湯伐桀、武王伐紂，是上中（符合）天之利、中中鬼之利、下中人之利的，因而有天命指示，有鬼神的幫助，是正義戰(zhàn)爭。反之，大攻下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“兼惡天下之百姓”的戰(zhàn)爭。是非正義的。
墨子還堅決無情地揭發(fā)當時戰(zhàn)爭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無盡的災難。①貽誤農時，破壞生產。農業(yè)是斬斷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。②搶劫財富，不勞而獲。竊入桃李，搶人犬豕雞豚、牛馬，殺人越貨者，“謂之不義”,攻小國，“入其溝境，刈其莊稼，斬其樹木”,同樣是“不與其勞就其實，以非其所有而取”的不義行為。③殘害無辜，掠民為奴。墨子指出，大國君主命令軍隊攻小國，“民之格者，則逕殺之。不格者，則系操而歸。丈夫以為仆圉胥靡，婦人以為舂酋。”
2.救守：支持防守誅討的正義之戰(zhàn)
墨子“惟非攻，是以講求備御之法”,從“非攻”出發(fā)，《墨子》論述了作為弱小國家如何積極防御的問題。墨子深知，光講道理，大國君主是不會放棄戰(zhàn)爭的，因而主張“深謀備御”,以積極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戰(zhàn)爭。這些研究防御作戰(zhàn)的論述，集中在《備城門》以下十一篇，形成了一個以城池防守為核心的防御理論體系，概言之，包括三個方面內容。
一是倡導積極準備，力爭做到有備無患。“備者，國之重也。食者，國之寶也；兵者，國之爪也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。”“故倉無備粟，不可以待兇饑；庫無備兵，雖有義不能征無義；城廓不備全，不可以自守；必無備慮，不可以應卒。”只有在戰(zhàn)前進行后勤、城防、軍備、外交、內政等物質和精神上諸方面的充分準備，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戰(zhàn)斗中的有利條件和主動地位，贏得防御作戰(zhàn)勝利。
二是“守城者以亟敵為上”的積極防御指導思想。墨子認為在守城防御中，應守中有攻，積極殲敵。“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”,是下策。“亟傷敵”的具體措施是：利用地形、依托城池，正確布置兵力；以國都為中心，形成邊城、縣邑、國都的多層次縱深防御，層層阻擊，消耗敵人；頑強堅守與適時出擊結合。
三是在防御作戰(zhàn)具體戰(zhàn)法方面，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戰(zhàn)戰(zhàn)術原則。《備城門》等篇，墨子通過禽滑厘的詢問，對十二種攻城方法一一對以有效防御。如高臨法、水攻法、穴攻法等，是當時頗為先進的攻城術，墨子對以別具匠心的應對措施，并詳細解說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、使用技巧等。
墨子防御理論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后世有關防御原則和戰(zhàn)術的記述，多祖述《墨子》，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籠統(tǒng)稱為“墨守”.如果說范蠡是從戰(zhàn)略高度提出了樸素的積極防御理論，墨子則更多從作戰(zhàn)角度探討防御，形成了較完備的防御作戰(zhàn)理論體系，而這一體系恰好與孫子以進攻為主的作戰(zhàn)理論形成互補關系，對傳統(tǒng)兵學的發(fā)展作出了積極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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